余杰
90年代的文坛，智慧而优雅的作家们轻松地描绘着豪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和咖啡的香味。小女人顾影自怜，抚摸自己的玉体，名曰“女性写作”；老先生反刍记忆，唠叨陈年往事，名曰“怀旧”。一群号称“新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艰难”的旗号，教导人们要接受现实、要忍耐，上层比底层更艰难：官场争斗，难道不艰难？当代文学走到这一步便走向了粉饰，而粉饰消除了底层体验的残酷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90年代作家营造的莺歌燕舞的世界比《创业史》、《金光大道》的世界还要可怕。 知识分子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岛”上，譬如生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我。我发现这里已然是一处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的小世界，小得可怜的世界。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她掩饰不住对自己拥有专车的得意。尽管这不是学术界的全部，但学术良知的泯灭和底层体验的匮乏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鲁迅曾讽刺古代士大夫装模作样地写“悯农诗”，其实跟农民的生活是隔膜的。 （《文论报》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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